淥江書院最高處的五賢堂,，是為紀念在書院講過學的先賢：朱熹、張栻,、呂祖謙（呂東萊）,、王陽明,、左宗棠而設。在南宋理學儒林中,，福建尤溪閩學派的朱熹（1130年-1200年）,、浙江婺州（今金華）婺學派的呂祖謙（1137年-1181年）與四川漢州湖湘學派的張栻（1133年-1180年）被尊稱為“東南三賢”。但大家可能還不知道,，朱熹,、張栻和呂祖謙“三位一體”都在同一個“朋友群”。
東南三賢,，年歲相差不大,，三人的師承淵源也都是出自“二程”理學。但三人的天理觀,、理欲觀,、治學觀各有異同。概括的講,，朱熹是繼承和發(fā)展了“二程”理學,。張栻是繼承和發(fā)揮了“大程”心學的余緒，建立了初具規(guī)模的心學思想,。呂東萊家學淵源,、學無常師，他對心學,、理學甚至功利之學不偏不倚,，思想體系雜博。盡管學術思想不統(tǒng)一,，但這并不妨礙他們惺惺相惜,，加入同一個朋友群。
先說朱熹和張栻吧,，1167年從醴陵淥江書院講到長沙岳麓書院的“朱張會講”,，成為了千古佳話。有人笑稱,，這是朱熹來岳麓書院“踢館”,。其實不然，朱熹和張栻早在1166年書信探討學術分歧時,，就約定面對面搞一場辯論了,。而兩人早在1163年，新帝登基召見官員時就互相“加為好友”了,。1164年,，張栻的父親張浚（抗金名將）在江西余干去世,，在張栻扶柩回湘的路上，朱熹登船拜祭,，一直從豫章（今江西南昌）送到豐城,，兩人在船上相談3日。
“朱張會講”后,，一部《南岳唱酬集》記錄了兩人攜手同游的美好時光,。下了衡山，從岳宮到櫧州（今株洲）一百八十里,，朱熹和張栻也是一路辯論一路前行,。之后兩人也是書信不斷。1170年,，朱熹將理學大師周敦頤的《太極圖》與《通書》合為《太極通書》,。張栻欣然提筆寫題跋，并將《太極通書》刻于嚴州（今浙江建德）學宮,。100多封的書信往來,，見證了他們的美好情誼。張栻英年病逝后,，朱熹不僅寫文哭祭張栻,，并將張栻的手稿作精心整理，匯編成了《南軒先生文集》,。
再說朱熹和呂東萊吧,。20歲時因祖蔭封了官職、26歲時憑實力科舉入仕的呂東萊,，與朱熹相交于1155年,。這一年，在泉州同安縣任主簿的朱熹,，前往福州拜見父親的好友呂大器（呂東萊的父親）,，與19歲的呂東萊相識成為朋友。1175年,，呂東萊攜門生自婺州入閩訪朱熹,。他們一同游覽勝跡，會晤當?shù)貙W士名流,，并在建陽寒泉精舍,，一起編輯《近思錄》，商議刪定《程氏遺書》為《程子格言》,。“寒泉之會”后,，呂,、朱一行人又組團同游武夷山,，然后在江西鉛山鵝湖寺，由呂東萊主持,，朱熹和“心學”派陸九齡,、陸九淵兄弟，舉行了中國學術史上著名的“鵝湖之會”,。因為“朱,、陸”哲學觀點兩相對立，辯論十日,，最終不歡而散,。呂東萊調(diào)和學術矛盾的目的雖然沒有達到，但“鵝湖之會”,，使得朱學與陸學開始了直接交流,，甚至影響了此后朱、陸學術的各自發(fā)展,。而這場南宋版“百家講堂”,，在中國思想學術史上影響深遠。
呂東萊與朱熹除了四度聚會外,，書信往來更是多達近200封,。兩人或談國家時政，或談眷屬家事,，或談師友學問,，或談學術著述，相互忠告,，相互獎勸,。朱熹建白鹿洞書院，呂東萊為之作《白鹿洞書院記》,；朱熹送子上門求學,，他欣然接受并為其做媒說親；朱熹妻子病逝,，他寫信勸慰并致奠儀吊念,；朱熹在南康任上修成星灣石堤，他不顧自己病重妻子病亡,，為之寫記,。朱熹同樣很敬重呂東萊，認為“學如伯恭（呂東萊）,，方是能變化氣質(zhì),。”朱熹每寫一篇作文草稿,，必先征求呂東萊的意見,，《近思錄》編定后,，也是立即去信請呂東萊作序；呂東萊病重,，朱熹為之寄藥,；呂東萊身故后，朱熹又專門上墳祭拜,，并為其文集作序,，為其畫像作贊詞。
再說呂東萊與張栻,?！坝麑し疾萑ィc故人違”,。呂東萊來醴沒趕上“朱張會講”,，先后在東萊和淥江書院講學。期間不僅“醴人士望風景從,，爭相親炙”,。主教岳麓書院的張栻與他也時相往來。兩人講學論道之余,，常在淥江河畔信步而行,，留下了夫子坡、東萊橋,、二圣廟,、二圣河、二圣橋等人文景觀,。
最巧的是：1169年,，呂東萊上任嚴州教授（學官）。而張拭為嚴州太守,。在張栻的支持下,，呂東萊大力整頓嚴州書院。他精心制定了一套學規(guī),。提出了“讀書先學做人”的理念,，倡導“明理躬行”，學以致用,，充分體現(xiàn)了他“講實理,、育實材而求實用”的哲學思想和實學理念。他“重義輕利”的思想直接影響了江南一帶的傳統(tǒng)精神,。期間,，呂東萊從經(jīng)傳中輯錄關于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道的內(nèi)容，編為《閫范》一書，也是張栻提筆作序,。
1180年,，正在吃飯的呂東萊聽聞張栻病逝,。他頓時驚愕萬分,，手足冰涼，差點癱坐地下,。他在給朱熹的信中,，連呼：“痛哉！痛哉,！”為了表達對張栻的悼念之情,，他以極大的毅力支撐著虛弱病體，寫下了情真意切的祭文,。
東南三賢,，就這樣通過見面、寫信,，切磋學術,，交往密切。正是他們的往返辯論,，相互取長補短,，才攜手攀上了南宋理學的巔峰。而“東南三賢”講學醴陵,，掀起了醴陵重教之風,，引導農(nóng)耕社會向耕讀社會轉(zhuǎn)型，促進了人才的涌現(xiàn),。據(jù)醴陵《民國縣志》載：從北宋983年到清末,，900多年中醴陵進士題名共36人，而從1244年皮龍榮登第,，到1259年丁應奎之弟丁應南考中進士,，不到二十年竟有7人題名，這不能不說是書院教育的一大成果,。其中丁應奎兄弟父子三人皆中進士,，更是醴陵千年科舉的“輝煌一頁”。
雪中送炭,、錦上添花,。東南三賢，生活上互相關心,；事業(yè)上相互支持,；學術上求同存異，或許這就是“朋友”最好的詮釋吧。
